世间的道理没有任何规矩可言，没有成套的既定的说法。也许某种既定的说法是对的，但未必适合你，一定要倾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要加大你每天事情发生的频率。重要的是去做，只有做才能带来某种真实，如果只是在思想里打转，你就永远跳不出自己潜意识的圈子。让事情发生，让单位时间里事情的发生频率加大，这样，机会就会加大。这里面，做是最重要的，再从做里悟出很多道理来。
互联网的造梦年代
人物背景
张朝阳：现为搜狐公司CEO
1964年生于西安，
198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考取李政道奖学金赴美。
1993年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同年任麻省理工学院亚太地区中国联络负责人
1995年回国，任INTERNET SECURITIES 驻中国首席代表
1996年创办TTC(爱特信)公司，是中国第一家以风险资金建立的互联网公司
1998年推出第一家全中文、最受中国网民喜爱的网上引擎搜狐（SOHOO）,同年入选美国《时代》周刊评出的“全球计算机数字化领域的50名风云人物”。
搜狐：
98年2月爱特信引入英特尔和IGD（国际数据集团）等国际公司的220万风险投资资金，在北京创办了一个大型网上中文分类搜索引擎 “搜索”。目前搜索的月访问人数已达200万人次，是目前中国访问人数最多、知名度最大的中文站点之一，公司市值400万美元。
搜索的目标是成为中文世界进入互联网的一个必经之路、中国互联网的中枢和“中国人的网路神探”。
全球计算机数字化领域的50名风云人物”
为98年10月5日的美国《时代》周刊所评出。张朝阳在其中排名第45位。
名列榜首的是微软董事长比尔·盖茨，第二位是索尼公司总裁NOBUYUKI, 第三位是美国在线首席执行官S TEVE CASE, 第四位是英特尔公司首席执行官CRAIG BARRET, 第五位是IBM公司首席执行官LO UIS GERSTER澳大利亚媒体大亨默克多也名列榜上。
除张朝阳之外，评选人物中还有其他4位华人入选。其中YAHOO的创始人杨致远排名第六；被称为中国互联网之父的中国CHINA NET创始人刘韵洁位居第28名；李嘉诚之子、亚洲首家卫星电视STAR TV的创始人李泽楷位居第30名；UTSTARCOM公司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鲁洪亮（音译）排名第42位。
风险投资:
是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有巨大竞争力的企业中的一种权益资本。
风险投资具有相当强的专业性，高风险和高收益并存，它的出现，大大推动了一大批高科技企业的迅速成长，据统计，二战以来95%的科技发明与创新都是来自小型的新兴企业，而这些小型企业将发明创新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无不借助于风险投资。
美国硅谷就是一个风险投资的大本营。在那里，平均每5天就有一家公司上市，平均每天就有62个人被送进百万富翁的行列。
ISP（接入服务）：
分为两类：家庭和个人的拨号接入、拨号上网，如拨163等；或者为公司提供一条专线、租线来上网。
互联网（INTERNET）：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网络。
其前身是1969年美国国防部建立的一个军用网（ARPANET），一开始只有几个用 户。
80年代中期，教育网开始与之相连接，但只是作为理论研究之用。
80年代末，随着网络的商业化，互联网取得了飞速发展，今天的互联网已成为可通达150个国家的国际性网络，与之相连的大小网络超过2万个，网上运行的主机有3000多万台，并正以每小时100台的速度激增，网上用户逾 30 00多万，上网人数近2亿。
我国上网人数已近1000万人。
雅虎（YAHOO）
1994年由杨致远和他的同学费洛创办的一家互联网公司。
YAHOO在互联网上建立了一个类似电话号码簿的检索系统，将全球网址分为新闻、科技、教育、娱乐、艺术等1 4个门类，使用户在面对庞大的资讯时能够方便地进行检索。
YAHOO现在已成为全球访问量最大的站点之一，被称为是“国际互联网的门户”。
YAHOO的崛起，是世界互联网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以其商业奇迹，YAHOO已在其投资者中造就了近10 个亿万富翁。
杨致远
现年29岁，原籍台北，后移居美国。
94年从斯坦福辍学，创办YAHOO。
3年之后，其拥有的净资产高达9.05亿美元。他本人也成为华人世界的骄傲，创造了通过互联网迅速致富的神话，成为新一代聚财方式的典范。
人物访谈：
“天生就不安分”
小时候正赶上文革，我父母都是西安东郊一个工厂附属医院的医生。工人们都不上班，不管有病没病，都来找他们开药。年纪很小，我就开始忧国忧民：这世界怎么变得如此糟糕？
我小时候非常淘气，也不用学习，可以整天在外面玩，儿童玩的天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不像现在的孩子，要背负那么重的功课。后来我才懂得，一个淘气的儿才能充分发挥他的天性，不致于毁灭将来长大以后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创造性。
76年我上中学时，正好恢复高考，我开始象大多数孩子一样埋头学习。我属于同龄人里较早有念书意识的一批人，很小就懂得，要出人头地，学习是多么的重要。我对任何事物的感知都很强烈，爱走极端。我常看《中国青年报》，上面有很多自学成材的故事，象杨振宁、李政道和中科院高能物理所里的一些自学成材的人物故事都深深吸引了我。我暗暗立下了大志向：要好好念书，将来出人头地。
有了这样的愿望，我的成绩一直非常好。经过5年的苦读，我从西安的一所厂矿子弟中学转到了西安中学，后来又顺利地考上了清华。
从小我就不安分，爱幻想。72年我第一次听到，资本家把牛奶倒到海里去，工厂也不开工，觉得特别不能理解，那时也不知道将来长大以后要干什么，只是有一种懵懵懂懂的感觉，觉得这辈子就是要不一般似的。有一阵子想学画画，我妈找了一个工厂里画得最好的人来教我，画了几天之后，我觉画得自己很不错，没想到那位师傅对我说：你还得多练练基础，我一气之下就不学了。后来又学做飞机航模、拉二胡，学得都不错，但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坚持不了多久，最后都是半途而废。那时最喜欢看知青下乡，敲锣打鼓，我羡慕得不得了，清早就爬起来看。我爸单位也经常搞行军拉练，我也特别想参加。总之有许多憧憬，总盼着快点长大，能干出一点事来。
在清华的炼狱
81年我考上了清华，在清华是我心理成长比较艰难的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清华现在还是不是这样，当时应试教育给我们的压力特别大。从77年到81年，报纸上的英雄人物都是自学成才，整个社会都有一种很偏激的观念——念书是唯一重要的事情，而且特别爱把人跟人比较，这家孩子跟那家孩子比怎么样，我家孩子又怎么样，造成了一种风气：念书最好的学生就是最好的学生，才可以去拿诺贝尔奖，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后来到了美国，才发现学生的分数原来是可以不公开的。我的同龄人恐怕都有这种体会：社会总是把一大堆优秀的年轻人放在一起，24小时里都在进行着激烈的竞争，每个人都怀着同样偏激的思想，没有任何保护措施。这种无谓的竞争耗费了我的许多精力，由此造成的心理压力更大。
清华的5年就是这样非常艰苦竞争的5年，当时为了缓解这种压力，我练习冬泳。这样做与其说是想得到一种自我肯定，还不如说是自虐，好听一点叫锻炼意志。因为在这种竞争中，每个人都会产生自我怀疑，直至造成很大的心理伤害。到美国之后，我花了好多年才把它克服掉。
MIT校风
在MIT（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尽管也是强手如林，但美国文化不会过份强调谁是最重要的，引起学生间的竞争和伤害，谁比谁好也不会只看你的分数。同学相互之间怎么样彼此不会轻易知道，分数是绝对不能公布的，只有老师知道你的研究成果，每个人的发展方向也是多种多样。在国内，知道谁比谁好是最重要的，一个班里排出名次是最重要的，对人的衡量标准非常偏激和片面。中国过去的许多教育方法都违背了基本的教育理论。结果很多人在学校很优秀，最终在社会上有所成就的并不多，他们的创造力、爆发力和对生活的热情都在这种无谓的竞争中都被磨蚀掉了。
评价一个人的唯一标准就是成绩，把这成绩公诸于众，让每个人都知道，这种非常残酷的做法不只在学校有，而且是我们整个社会的缩影。我们的文化、国家都爱分等级，等级森严，谁比谁好是最重要的，到底是怎样个好法并不清楚。许多的年轻人不是缺少才能，而是缺少了发挥才能的文化和土壤。
美国社会重视结果，看重实际，社会没有什么既定的等级制度，也没有什么谁比谁强的定规，一个大学教授可能完全胜任不了一个企业家，一个身无分文的程序员软件写得好，说不定那天就成了亿万富翁。SUN、MICROSOFT、OR ACLE它们的创始人都不是好好念书念出来的。在中国，不仅等级制度十分重要，而且来自上面的认可更加重要。美国也有阶梯，但是它是一种多渠道阶梯，这里上不去，可以走别的梯子。谁比谁好，只有在具体事情上才能看出来。在中国只有一条天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你会把很多能量耗费在一些无谓的竞争上面。这条人造的天梯决不是创造性。
今天我们看到，在中国，IT、高技术和互联网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维（MULTI—DIMENSIONAL）的发展机会，社会的多元化使得人们也不再象过去那样重视等级了，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已经开始了全球化，所以现在国内一下子涌现了这么多的创业者，对他们来说，公司运作怎么样才是最重要的，至于你以前怎么样，或者说获得了什么学位、导师是谁、是不是科学院院士，都不重要。
学会在极端压力下生存
清华的几年也使我学会了在极端压力下如何去生存。后来融资的压力，比起在清华时年龄小、什么都不懂、光荣和梦想成天在脑子里转，压力显然是太大了，只不过这段经历也是对我后来能在竞争中保持战斗热情的一种心理承受能力的考验。
很多人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未能坚持过来，变得平庸了。一个人上中学时，他的才学和未来看起来不错，但后来在一系列变故之后，对生活一腔火焰般的热情就熄灭了，人就是这样未老而先衰的。反过来，最后你能存活下来，你的心理承受力就炼出来了。
在美国，教育制度只是好的一方面。当你21、22岁时，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没有任何机会给你，你要生存下来，从负面上来讲，这也是对人的生存能力、应变能力充分的磨炼。
在中国生活是多么幸福
93年毕业后，我留在了美国，任麻省理工学院亚太地区中国联络负责人。等到95年7月，我陪同MIT校长访问中国，安排他们跟朱镕基总理的见面。回到美国后，我就决定三个月内一定要回去。回国后亲眼见到国内的景象，访问了许多朋友，发现在一个在中国生活的人是多么幸福。他们生活在自己的文化里，非常充实。在美国的华人是不在主流文化圈子里的一群人，跟这个社会几乎没有太多关系，只是麻木地生活在另一种世外桃源里。
于是我就找一些公司谈，后来找到了ISI，一个靠风险投资起来的很小的创业公司，它当时要做互联网，跟我的想法一致，我决定加入。
当时ISI整个公司才30个人，我做它在中国的首席代表，从雇一个人开始，也经历一个创业的过程。公司业务主要是跟各个信息提供者谈判，然后把信息形成一个数据库，将中国的商业信息、波兰的商业信息和全世界新兴市场的商业信息汇集到同一个服务器上，通过一种付费方式，为华尔街和世界其他地方服务，传播媒介是互联网，公司也算是一个INTER NET COMPANY（互联网公司） 。
当时创业是在万泉庄园，一个非常糟糕的地方。24平方，热水也没有，我工作、住宿都在那里，每天觉也睡不好。后来才知道，窗户外面有个锅炉，老是半夜三点响，我当时不知道，总不明白回国之后为什么睡不好觉。有时侯，早上9点钟第一个员工上班敲门的时候，我还没起来。回国以后的度过三个元旦都是不同的规模，第一个元旦我清华的一个同学来看我，一见我就问，啊呀，你怎么住在这个地方，这是个什么样的公司？现在想想，那里真有点象延安或者井岗山的感觉。
经过艰苦奋斗的8个月，我把ISI基本的数据库建立起来了，并且先于任何其他国家，把关于中国的这一数据库弄到了网上，这样的履历对于我后来的融资很有帮助。我不但在MIT做了很好的研究，拿到了PH.D , 更重要的是，我能在国内把事情做成，这为我后来说服风险投资家爱德华·罗伯特给我投资奠定了信心。
跟ISI总裁摊牌
ISI的总裁是我在麻省认识的，他是哈佛商学院的学生，家里祖孙三代都是创业者，毕业后他也并未象其他哈佛商学院的学生一样去华尔街或者咨询公司，而是直接创办了公司。我加盟ISI的时候跟他签定了一个协定，除了我做好ISI 在中国的业务之外，我可以花30%的工作时间来做调查，看看能否再做一个新公司。就这样我一边做ISI的中国业务，一边也开始思考这个新公司。
从95年10月到96年5月，我埋头干了7个月。5月份，在ISI公司的布拉格会议上，我向总裁摊牌：我要做自己的公司。在这以前，大概是96年4月，我和 MIT的教授爱德华·罗伯特进行接触，他也是位很富有的风险投资家。我跟他谈了几个小时，谈我在中国做公司的经历，谈我的想法，最后我问他愿不愿意来出钱扶持我办个新的公司。他说，你这个人说服力很强，他愿意考虑考虑，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我得说服其他人向这个公司投钱，光他一人投，风险太大。
罗伯特愿意投钱，是因为他对中国比较好奇，另外可能觉得我这个人也比较可靠，本来我这个想法还不太明朗，罗伯特的加入更使我的公司图景一下子拉近了许多。7月份，我正式开始了在美国的融资。
小插曲
这时发生了两件小插曲：我几乎是同时面临着两个官司。7月份，先是我的一个雇员告我。她是我在MIT的一个同事，当时为了融资，我雇用了她，跟她签了个协议。在写商业计划时，发现她根本不称职，性格上有深刻的缺陷，我决定解雇她，她就跟我打官司；另一个官司是与ISI公司，我必须通过法律程序解决我的新公司同ISI业务范围相竞争的关系。钱还没融到，我就得花钱去打官司。后来这两笔官司花费近4万美金，直到我拿到第一笔风险资金时才付清。
我当时已没有退路。我当时甚至还在想，如果我失败了，ISI还让不让我回去做？在地球上飞来飞去
4月份第一次跟罗伯特谈，5月份在布拉格跟总裁摊牌，7月份去美国融资，又跟罗伯特谈，跟其他风险投资家和尼葛洛·庞蒂谈，7月份雇人，8月份再把她解雇，9月份，我再次遇到了尼葛洛·庞蒂。他说：嗨，小伙子，我要看看你到底怎么样，咋们先多了解了解，正好过两天在伦敦有个高峰会议（先锋论坛，INDEX VENDA），大家都想听听中国的事情，你来讲讲吧。
9月份，我就得到伦敦去演讲，参加先锋论坛的都是些计算机领域的元老，包括象VAX机和APPLE机的发明者。从4月份与ISI总裁摊牌，8月份开始打两场官司，到9月份又要去伦敦，几个月里，我都在沿着地球绕圈，钱包里已所剩无几。
有生以来最忙的几天
当时大家都觉得：哎呀，CHARLES（张朝阳英文名）被尼葛洛·庞蒂邀请去做报告，一定很不错的。实际情况是：我的护照已经用完了，钱也很紧张。
9月份为参加伦敦会议，我去北京的英国使馆签证时，护照被拒签，护照上已没有地方可以盖章，我必须马上飞回纽约解决护照问题。我就用一张可以允许飞到波士顿的以前的联程机票，赶忙飞到了波士顿。
到波士顿3点下飞机，4点连夜往纽约赶，到纽约时倾盆大雨，找不到旅馆，后来总算找到一家200美元的旅店。 5点入睡，8点起床，我冲到纽约的英国领事馆申请签证，搞清楚我的护照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官员说，你得赶快换个新护照，弄张去伦敦的机票。我又冲回到中国使馆。
那天使馆下午1：00关门，还好使馆里有个熟人，他赶快给我办了个护照。11：30我成功地获得了新护照。打开钱包，我发现自己还有联行的一张会员卡，赶快打电话，让他们给订了张机票，信用卡还能用，否则后果就难以设想。
联行很快给我来了个关于机票的传真，拿着传真、新护照和尼葛洛·庞蒂的邀请信，赶到英国使馆已是12：00多了，在它关闭之前，我总算拿到了去英国的签证。下午3：00赶到纽约去伦敦的机场的时候，我叹了一口气，还有一个小时。我终于可以坐下来什么都不用想，只须等飞机了。
当时什么风险都不想了，反正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只有楞往前闯了。 第二天就是我的演讲，错过了这次机会，我现在都难以想象会是什么结局。这是我有生以来最紧张的一次行程，时间、金钱上都很紧张、时差、可能性、担心、签证拿不到怎么办，都汇集到了一起。成败也就在这一两个小时。
尼葛洛·庞蒂给我投了一笔钱
到了纽约的当晚，我赶上了会议举办者举行的鸡尾酒会。尼葛洛·庞蒂见到我，说，嗨，小伙子，你终于到了，不巧的是，受泰国国王的邀请，明天我要去泰国参加他们关于国家信息化建设的一个会议，但是我的同事们会都会期待着你的演讲。
当时我对中国的互联网一知半解，只有硬着头皮上了。会上我跟他们谈自己在融资过程中对中国互联网的一些理解，谈我如何在中国开展ISI的业务，谈中国ISP巨大的市场机会。现在看来许多看法是非常肤浅的，但我大谈自己在中国做生意的一些经历，还是让他们耳目一新。
后来，尼葛洛·庞蒂告诉我，他的同事事后给他发E-MAIL说，很多人都把我们讲睡着了，但是CHARLES 让他们全WAKE UP (醒过来 )了。
在这以前，我跟尼葛洛·庞蒂只见过一面，并没有直接的师生关系，他是除爱德华·罗伯特之外答应给我投钱的第二个人。
惊弓之鸟
伦敦会议之后，我没有直接回国，又飞回了纽约，我的任务远未完成，我还得找其他投资者。在纽约，我找许多投资者谈，但没有一个肯答应给我投钱。
我又找到爱德华·罗伯特。罗伯特说：我当时怎么跟你谈的，你怎么一个也没谈成？我就说那些投资者是如何如何的残酷。罗伯特说：其实我也知道，他们什么也不懂，不管他们怎么想，我的钱是要给你投的……到后来，又有一个特别崇拜罗伯特的叫做BRANT BINDER的麻省学生也表示：罗伯特投，他也投。这位学生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成功和富有的人。
有了罗伯特和BINDER的口头承诺，经历了六个月的飞行生活，10月1日，我坐在从美国回来的飞机上，闭目养神，觉得什么都还是悬在半空中。那天正好是中秋节，看着窗外的月光，我非常的茫然。
回到北京，催了一连串电话之后，接着又过了一个星期，第一笔钱15万美金总算到了。尼葛洛·庞蒂的钱11月份才到帐。
9月到11月这漫长的两个月中，我每天都在想：今天爱德华·罗伯特在干什么？他支票送出去没有？BINDER 要用汇款，这支票要是在路上丢了怎么办？如果在银行里爱德华·罗伯特改变主意怎么办？支票没有兑现，如果他要撤回来怎么办？一切的一切都使我象惊弓之鸟。
最后我的律师到银行一查，钱已汇出，他给我发了个E—MAIL ，我悬着了几个月的心才放下。
同时我还在打那两个官司，在美国银行的5万美金也冻结了。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的5万块钱没了 ！整个身体都在痉挛，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过了三个月，精神才恢复过来。
关于“历史”
现在想来，那时候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成了历史，成了我个人生活中很凝重的历史的一部分，只是在当时，就这么每天、每小时过去了。如果搜狐没有成功，所有那些故事都只会象任何人的任何故事一样，付之东流，在时光的海洋里湮没无闻。现在回过去看当时的一些事，确实都变成了经典，包括纽约领事馆曾帮助过我的那个人。
第二次融资
两次融资都是关槛。如果说第一次融资是人与人的交锋，那么第二次融资时，除了人与人的交锋之外，还得准备很多文件的整理和商业计划的发展。第二次融资相对来说要容易些，公司已经运行了一年，而且有了爱德华·罗伯特和尼葛洛·庞蒂作为股东，公司也有了自己的产品、队伍和一定的收入，但还是很危险，因为当时钱已经快全部花光了。
诚惶诚恐者才能生存
被《时代》评为“全球50个数字化英雄”之一，对我来说，这只有好处，不会带来什么压力。经过这样艰苦卓绝的奋斗，我决不会轻易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安德鲁·葛鲁夫说，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我把它理解成，诚惶诚恐者才能生存，就是说，不管公司发展如何，你必需考虑下一个战役在那里，否则是生存不下去的。
关于美国在线和网景的购并
在美国，美国在线（AOL）一直是以一种非常奇怪的模式在运行，总是在“烈火中永生”，不断涅槃,不断地获得新生。它的发展方向一直有问题，但是它也一直在不断纠正自己。
美国在线并不以技术见长，但它能针对老百姓，并不断发明和自己，也就是那种DEFY GRAVITY（激流勇进）。 所有硅谷的人都在说，美国在线要完蛋了，说了好多年，它不但没有完蛋，反而越活越好，因为它牢牢把握了终端客户的需求。
现在的网上之争都是眼球争夺之战，美国在线一直缺乏自己的软件，要跟微软抗衡，却缺少微软IE4.0那样的浏览器。而网景历史上曾经的辉煌导致了它拥有大量的忠实用户和NETCENTER的巨大访问流量。美国在线原先是晚上供人们在家里看的，但它想进入人们在上班时候也能看的这一市场，NETCENTER的加盟就会增大它的读者群，还有网景在软件上的优势，有利于它以后从事电子商务这样的领域。所以有评论说，这一购并实在是一个DEAL MADE IN HEAVEN (天作之合)，但对于微软来说，则是一个“地狱的DEAL”,这对它造成的威胁太大了。
在IT业界，公司之间的收购是非常残酷的，有点象原始部落之间的掠夺和征服，但它并不一定会造成个人利益的损失，网景被收购之后，它的股东就能拿到美国在线的股票，而美国在线的股票收益现在是相当好的。
“上了瀛海威，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远着呢”
中国最大的ISP是电信，除了电信之外，中国还没有产生过象美国那样一个层面的大型ISP，这里所说的ISP 不是指后起的美国在线，而是指UU NET、NETCOM和PSI ( PERFORMANCE SYSTEM IN COPORATE )等这类早期公司，还包括BBN等发明了互联网的公司。在互联网社会化之前，这些公司在网络基础设施方面已有了最先发明的技术，给很多大企业提供专线服务，不止做终端的单个用户的服务，这样使得它们能够存活得很好，而且有股票市场的支持，不致于被AT&T这样的公司所取代，这其中UUNET是发展最好的。
中国的ISP，除了电信，就是终端的电信线路的分销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型ISP, 只是象一些小的商店，象东方网景、瑞得在线。没有历史的独特技术，没有大量资金的支持，它们只能附着在电信上，也不可能在一种独立的竞争机制中发展。
中国ISP的希望在于，电信部门也能成为独立的商业运作实体，象能分销163、263这样的实体。ISP需要象美国UUNET这样在技术、资金的长时间的积累的公司，在中国具备这种积累的只有电信。好在中国的电信已经开始朝这一方向发展了。
在美国，象AT&T、美国在线这样后起的公司也都开始想介入ISP的领域，它们都是做从终端用户的拨号服务商起步，算是第二代的ISP了。美国在线早期不是ISP，跟互联网没有关系，直到现在，除了拨号服务，它很大的一部分也不是互联网公司 。今天的美国在线已经改变了很多很多。瀛海威有些象美国在线早期的一种商业模式，早期也不是互联网公司，当时它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中国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事实上，上了瀛海威，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远着呢。
遗憾的是，瀛海威当时没有象美国在线那样迅速地转型。美国在线在互联网发展起来之前，就已有了大量的用户，那时互联网对人们来说还很陌生，进入互联网得敲入TELNET（远程终端访问）、FTP（文件传输协议）。94年以前，网景还没有诞生。等到瀛海威起来时，互联网也很有影响了，瀛海威如果当时能够调整战略，不再走美国在线早期那条艰苦的老路，也不致于到今天这种地步。不过，话说回来，既使它也能象美国在线那样不断地发明自己，中国的环境也不一定能让它存活下来。
“中文版本的硅谷企业家”与“美国版本的硅谷企业家”
在中国做企业，我得先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美国人在美国操作，然后提醒自己是在北京。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美国操作是不可能的，而一个美国人在美国操作公司所面临的巨大竞争压力，比在中国要大得多。
美国的公司自诞生之日起，面临的都是白热化的竞争环境，你知道的商业模式别人都知道，你操作的管理队伍的方法别人都知道，你必须靠一种新技术比如网景的浏览器、一种新的营销模式比如戴尔的直销来取胜，而留给你发展的时间尺度都非常短，你必须非常快地使公司长大。
在中国，IT业的竞争远未达到白热化。在一个领域你必需呆上了几个月，才知道自己真正的竞争对手是谁，知道跟政府的哪个部门打交道。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往往并不是最重要的，有时侯是另外一些别的东西。你必须去体会、感觉、摸索，一旦你摸索对了，你就会有充分的时间来发展你自己。在美国，这是难以想象的。
搜狐就是这样的一种叫作“有机”的成长，先从雇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起步，有机地长大。在美国你得HIRE D GUNS（雇高手） , 稀哩哗啦、咔兮哐兮弄一个队伍，从这个公司挖一个高级人材、从那个公司挖个营销经理，弄一大笔钱“咣”地扔进去，做公司就跟做成套生产公司似的。在中国就不用，你只须有机化地成长，这是我感觉跟美国硅谷最大的区别。
中国的创业环境
因为什么东西都不甚明了，在中国要创业得全靠你的悟性。这样做不好的一面是你什么都得去琢磨，包括融资，你得去做各种各样的尝试；好处是对大家都一样，别人要是琢磨不出来，会给你留下大量的时间去做事，一旦你做对了，你的竞争优势别人就很难与你抗衡。美国则不一样，好多事情都在教科书上写好了，谁都会这么去做的，在中国往往就没人知道去怎样做，因为中国这一创业环境还没有充分的市场化，还是处在一个PRIMITIVE（初级）阶段。
当初对搜狐的创业来说，最大的困难是国内ISP的服务跟不上来。我以前是做内容、做媒体，如果没有好的技术设施，我就没法应付这么大的访问量，往往是在美国几个电话就能解决的事情，在中国你得花很长很长时间也解决不了，可互联网一开始就是全球化的，我必须跟美国的一些站点来竞争，人家的访问速度或者技术设施几个电话就能解决，我这边则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这是我当初最大的担心，因为技术设施我必需依赖于别人。现在，网络设施比以前是越来越好了，这已经不是问题了。
还有融资的难度。跟过去相比，现在融资容易多了，大家对风险投资的概念讨论了一年，都普遍能接受。96年，风险投资在国内还不太为人了解，在国内融资根本就不可能。你去银行，别人问你，你的固定资产是多少，你有没有厂房机器作抵押。至于知识型公司的价值如何估价，人们根本就没有这种概念，象我当时就几个人，十几条枪，连房子都是租的，你拿什么抵押？
诚心所至，金石为开
我在美国融资的成功，应该说是归功于我的真诚：诚心所至，金石为开。要做一件事情，我都是特别的真诚，先得说服自己，让自己相信。这样哪怕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别人也能感受到你的相信，可能真是这么回事，对他来说可能真是一个赚钱的机会。
当时在中国融资不可能，去美国融资则比美国的公司在本地融资要难得多，我就像大海捞针似的去找哪些人是对中国投资感兴趣的，因为风险投资都是很本地化的。一个公司，你效益再好，别人不理解的话，都是免谈。许多人对给中国投资根本就不感兴趣，当时几乎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我那时连ISP的概念都不知道”
一开始做公司，到底怎么做，我也很模糊。96年4月份我跟罗伯特谈的时候，我说，我想在中国做ISP，当时，我对ISP的概念都不知道。现在大家都知道，它只是做 接入，和内容没有什么关系。
国内的ISP概念很广，实际上它只是一个接入的概念，我当时就不知道。一直到1997年的8月到10月份，我们才决定把工商网扔掉，意识到重要的不是做内容，而是做搜索和分类，今年2月份才有了搜狐。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才开始真正了解互联网。
对于能不能成为“中国首富”不感兴趣
对于能不能成为中国首富，我不感兴趣。反正钱够花就行，当然，够化也有个标准问题，你要想获得更大的自由，过更好的生活，那得需要很多钱。我看重的还是第三个层次，自我实现和创造、参与过程。象比尔·盖茨，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自我实现。一个社会也应该鼓励这样的情况，只要想想，在比尔·盖茨的背后，有多少人想成为比尔·盖茨，就有多少人会把他创造性的热情爆发出来，这样势必就不可能造成一家公司垄断的局面。
现在美国在线和网景的合并对微软来说马上就是挑战。如果说在此之前比尔·盖茨造成了垄断，那也是他创造性的发挥。只要在法律上保证一种平等的竞争（就像反托拉斯法），一旦有了平等竞争的土壤，而不是靠强权垄断，一个比尔·盖茨出现之后，后面还会英雄辈出。不断的新秀辈出，IT才有生龙活虎的景象。
搜狐会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来对待业界的竞争，希望中国IT的天空是群星灿烂，这样中国IT的发展才会更快。
搜狐的未来
搜狐把自己定位为一家数字新媒体公司（DIGITAL NEW MEDIA COMPANY），它跟传统媒体很不一样，是数字化的新型媒体，表现形式是数字化的传播。因此，搜狐的英文名称是INTERNET TECHNOLO GY CHINA(互联网技术中国公司)，简称ITC。
搜狐的综合优势很强，现在只是成长的开始，我们希望搜狐成为中国人上网的第一站、跟每个中国人相关的一个品牌，我们立志做到这一点，估计这个目标在1999年就会实现。
公司成长太快，也有一些成长的烦恼，搜狐的文化也在逐渐的变化，由一个温和的大家庭正在变成一个稍微冷酷的企业结构，包括引入制度、铁面无私………
搜狐的发展正处在一个非常好的阶段，没有太多的问题。我们的销售额很高，品牌也打得很响。97年我们的广告收入不到10万美元，今年可望接近100万美元，而今年整个中国互联网广告市场也就100多万美元，我们占据了中国互联网广告的70%的市场。将来我们将继续加强内容的服务、队伍的建立、品牌的发展和市场的运作，使公司全方位地、均衡地发展。
搜狐力争能在2001年在华尔街上市，当然上市不是唯一的出路，出路有很多种，比如被其他公司购买一部分股份、注资等都有可能。
第三只眼睛看自己
一个人要使有很强烈的成功愿望，除了奋斗之外，得不停息地去思考，忍受内心的炼狱和折磨，能够从灰烬中站起来，反败为胜。我走到今天这一步，并不是我念书念得有多好，虽然书我也念得不错，但我认为，事业的成功是应该首先归因于一个人心理上的自我观察和文化感受。
我喜欢从人的本原心理上去思考问题，这样能不断地医治自己心灵上的创伤，在内心深处做一个勇敢者，做一个成功的人，最后就会有许多机会向你走来。
学会观照内心，独立思考，经常体会自己本原的东西是什么，学会以第三只眼睛看自己，通过每件事情来了解内心。在MIT的博士论文答辩、每一个关隘的越过，生活中的一件件事情都使我磨炼内心，最后我跟投资者谈的时候，内心已没有了误区，别人就容易相信你。
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一个人想获得成功，首先要相信自己。世间的道理没有任何规矩可言，没有成套的既定的说法。也许某种既定的说法是对的，但未必适合你，一定要倾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你也许目前是弱小的，对某些事情内心感到很恐惧、很不安，没有信心，你会听到别人对你的评论和批评，但你必须告诉自己：你自己对你才是最重要的，相信你自己，一切从自己出发，这样你才能不断设计出一条适合你自己的道路。
从具体操作上来讲，你必需多参加各种活动，不止是念书。在参加社会实践的过程中观察自己内心的成长，做一个内心成功的人、内心的勇敢者，消除误区。
与任何人的交往都是你成长的部分，你要加大你每天事情发生的频率。必须牢记，重要的是去做，只有做才能带来某种真实，如果只是在思想里打转，你就永远跳不出自己潜意识的圈子。让事情发生，让单位时间里事情的发生频率加大，这样，机会就会加大。这里面，做是最重要的，再从做里悟出很多道理来。
在做的时候同时想。只有在做的时候，你的潜意识才会最大限度地来吸收你做时的感悟，这也是MIT的一个重要思想，一种务实传统。在MIT做实验，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事情、一个想法先在图纸上画一画，到机器里去测一测，拿激光打上再看一看，只有做了，你才有想法。
爱读刘军宁的书
我爱看《南方周末》，比较欣赏刘军宁的作品，他的许多观点都很深刻。走过许多地方，我对中西方文化的比较感兴趣，别人老问我，你最崇拜谁，佩服谁，我不太容易佩服谁，最近读了一些刘军宁的作品，虽然不认识他，但我觉得他的许多思辩都代表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象对100年前严复这样的启蒙运动的关注等，都是走在很前面的。启蒙应该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能看到这样的作品，我觉得中国很有希望。
关注职业企业家
我在某些场合谈职业企业家家，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仕途心理、认可心理太重。其实一个人做好企业、为社会提供最好的服务、并且为自己和社会创造财富，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人生目标了，不必再走“学而优则仕”的老路。但是，正像刘军宁所说的，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名分和认可都是无法超越的情结，这使得有些人在做某些事情时，视线就会模糊。
做企业必须专心致志，为社会做好服务，把它作为最高理想，这样你才能把企业做好，否则，你会做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出来。因为做企业的出发点就是务实，如果你每天想的不是我如何把企业做大，而是为了天下更高远的理想，甚至忧国忧民，这些都没错，但如果太专注这些，等企业做到一定阶段，你就会对出名、被认可很重视，而对企业怎么运行不重视。
我做企业，首先就认为企业是很值得去做的一种事业。企业的这种操作、跟市场的嫁接，推出一种新产品，整个过程都充满了挑战性，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很高尚的一件事情，是值得为之倾注一生的事情，你不必再附加一些其他的原因，你要附加这样那样其他 的原因，企业就不可能做得很好，比如沽名钓誉、希望被国家认可、非商业化的手段，我认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从商或者说那些儒商们应该避免的一个问题。
中国网事：事比人强
从96年开始，中国的IT我都一直在参与，我经常感到是：事比人强，中国的IT的发展总是比人们想象得要快得多。今年中国的网民在100—200万人之间，明年就可能到400万人了，已经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中国这么大，潜在的市场增长机会也吸引了很多国际企业的加入。
当然我们还不可能象硅谷那么那么快地成长，企业增长的速度应该象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一样加以控制，如果太超前的话，象瀛海威，或者长得太快，都不行。对于市场来说，太超前和滞后的结果都同样是失败，只有恰到好处才能取胜。如果说企业的成长方式有两种：有机式成长和跳跃式成长，搜狐只能是第一种，我们必须等待这一市场的成熟。
目前市场规模还不是那么大，例如98年整个互联网市场的广告也就100多万美元，如果你一下就扩张到几百人，既使整个市场全部给你，也未必能支撑得住一个这么大的公司，你必需把握企业发展中度的问题。
企业增长方式种种
最近四通利方收购了一家华人网，很多人就打电话来问我：你们公司怎么办，你们着急吗，你们现在面临什么压力。我说，没关系，一个企业只要你保持你的竞争力，保持你的队伍，保持你的操作，而且是有机式地成长，无论业界如何风云突变，你都会立于不败之地。
搜狐不会被业界的风云搅乱头脑，急于求成。有时侯，对于中国互联网市场的成长，更需要冷静的头脑，你要知道这一广告市场到底有多大，电子商务的时机到了没有，这些都需要一个冷静的态度，以电子商务为例，我就认为，在中国这一市场还没有到来，除了上网人数不够之外，中国的信用市场有待成熟。
购并是一种跳跃式的成长，搜狐暂时还不会考虑。长期以来，中国的IT还处在“中世纪漫长的黑暗中”，到今天才有了很大的起色。等到中国IT产业竞争也象美国那样进入了白热化状态，竞争压力大起来，搜狐确实需要通过购并来加强某一方面的优势以赢得时间的话，我们也许会考虑购并。人物印象：
作为国内互联网产业的当红小生，张朝阳称得上是春风得意，才俊逸发。从1898年2月25日推出搜狐，到10 月5日荣登《时代》杂志的“数字化英雄”人物榜，其间只有短短7个月的时间。采访中，我问他和比尔·盖茨、杨致远等这些IT大亨挤在一起，有没有压力，张朝阳以他惯有的成熟，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没有任何压力，只有好处。在他看来，《时代》杂志的颁奖，不只是给张朝阳和搜狐的，而且是给予整个中国的IT业。它至少说明十多年来，经过这么多IT人的奋斗，中国的IT业已经受到了全球范围内的关注。
采访中接触的张朝阳，离我所想象的或者说从照片上感觉的大不一样。除了他固有的咄咄逼人之外，我发现，他甚至有些羞涩，很爱笑，是一个很专注、不喜欢被打扰的人。不知为什么，我们谈话的一开始不知不觉变成了对中国传统教育的质疑和检讨。张朝阳显然不是赞美美国月亮比中国圆的那类人，不然他也不会由衷说出“活在中国自己文化里的中国人多么幸福 ”这样的话来。也许应试教育对他伤害真的是太深了，关于清华对他的影响，他只用了“炼狱”两个字来形容，并且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教育问题是个题外话，但在培养IT所需的这种极富创造性的人才方面，中国传统教育可反省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我想到了比尔·盖茨在哈佛、米切尔·戴尔在德克萨斯、杨致远在斯坦福的经历。他们都有着惊人的相似：在名牌大学的文凭唾手可得之际，辍学从商。彷佛即使是美国那样一种自由的“学院气”，也会损害IT天才们崇尚的创造性的头脑。与之形成鲜明比照的是我的那位校友，若干年前，在美国为了争得一份奖学金，不惜杀害自己的同学和几名导师，酿造了当时震惊全美的爱荷华中国留学生杀人血案。98年我在《南方周末》上又看到一则报道，一位研究生因为分配问题，与某政府机关打了一辈子官司，到四、五十岁了还在打这场没头官司，成了一个半人、半偏执狂的社会怪胎。
上学时曾听过一个关于读书人的严肃笑话。说有一位清华的女学生，读完了本科，就接着读研究生，读完了硕士读博士，再后来读博士后，等到读完了博士后，就问老师，还有什么可以读的吗？老师说，博士后之后就不用读了。这位读书人听了万分失望，顿觉人生无书可读，实在是了无生趣，郁郁之下，就自杀了。
最后的这个故事恐怕无法考证，但生活中的很多故事却都说明了我们教育中存在的盲区。所幸我们今天的教育专家也开始大谈素质教育，张朝阳所说的悲剧可能再也不会上演。今天的技术社会发展已是日新月异，以计算机技术每18个月更新一次的速度，我想，不仅是中国的教育乃至美国的教育需要反省，你，我，每一个将来都要在网络社会中生存的人，是不是都应该先拷问拷问自己：我该怎么办？
关于IT成功学的秘笈，张朝阳给他的清华师弟们传授的是五个字：IT无定则。对于IT的淘金者来说，IT就是冒险家的乐园、造梦者的天堂，也是期待信息“牛仔”们去征服的西部大漠。那里没有规则，仅有的规则也是IT的天才们自己制定的，并且每时每刻都在被刷新。
杨致远从白手起家到坐拥9.05亿美元资产只用了3年多时间，这一速度曾令比尔·盖茨瞠目结舌；戴尔销售个人电脑年收入上百万美元时还只是个大二的学生；张朝阳现在连一辆小车也没有，但搜狐的市值已接近400万美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互联网和风险投资和结合，使得亿万富翁生长的速度一下子提高了10倍！洛克菲勒、卡内基、通用汽车几十年、上百年积聚的财富，到了微软那里只用了十几年，等到网景和YAHOO出现时，已缩短为两三年。洛克菲勒的致富秘诀，比尔·盖茨可能不屑一顾，比尔·盖茨的规则到了杨致远那里就未免显得有些“老朽”，至于凯恩斯的经济学面对IT的增长也无法自圆其说，更是许多当代经济学家所始料未及。
张朝阳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自身内心的成熟，“要想说服别人，先说服自己，要想成功，先做一个自己内心的成功者和勇敢者”。的确，他有一种与他年龄几乎不大相称的成熟和稳重。多年在外奔波，张朝阳说自己都快成了“流浪汉”，至今未成家，倒是对中外文化比较很有兴趣。从思辩哲学、刘军宁、中国的启蒙运动到职业企业家，张朝阳海阔天空地跟我们聊起来。关于启蒙运动在中国的命运，张朝阳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自嘲说，他来谈这些题目，“也未免太大了些”。在我看来，他对于职业企业家的呼唤，确实是切中时弊。回头看看我们许多企业家，或沽名钓誉、或玩黑道红道、或商而优则仕，最后不但企业玩不转了，自身也难洗清白，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不能不令人引以为哀。想起在学校时，陈平原教授对于学术和政治关系这一话题的特别关注，用心可谓良苦。文人之于政治一如企业家之于政治，在独善和兼济、切近和疏离之间的纠葛，恐怕也是中国语境里知识分子“扯不断、理还乱”的情结之一种吧。
张朝阳是一个非常喜欢思考的人，采访中常有人打扰，他就说，我得先出去整理一下怎么说。后来我们的谈话不得不从他紧张忙碌的办公室后来移到了长安大厦喧闹的咖啡厅里。谈话中他提的最多的是他的前后的两次融资，这种经历对他的影响非常大，因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自己学习去琢磨，真正懂得了如何去说服别人、如何做企业、如何从跟别人打交道中学会某些东西，甚至于最后才真正了解了互联网是什么。
书读得多的人都有一种有时甚至挪不动步的惰性：思想大于行动，不用上帝思考，自己就觉得这世界够可笑的了。张朝阳认为，对于每一个想创业的年轻人来说，要想做点事情出来，一定得先去做，这也是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所领悟到的务实精神的精髓：DO IT YOURSELF。 想好就做，边做边想，做了再想。“事情不去做，连它难在哪里都不知道，也就一辈子在那里畏难，结果一事无成”，他告诫后来的创业者，一定“要加大单位时间事情发生的频率，这样才有更多的机会出现”。
“在没有SAND HILL大道的北京，年青、雄心勃勃、极富冒险精神的张朝阳挟几百万美元，开始了他的寻梦之路。”这是《时代》眼中的张朝阳。在中国，IT、高技术和互联网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维的发展空间，社会发展的多元化、中国市场的国际化，也使得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创业者脱颖而出，这是张朝阳眼中的中国。年青、英姿勃发，在寂寞的现实和绚烂的梦想之间，无数象张朝阳这样的寻梦者在一点一滴地图解、实践，这是互联网的造梦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