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数字鸿沟。有人认为，在数字化生存中我们弄不好会到被淘汰边缘。在网络经济中，中国的起步并不算晚，在不到10年的时期内，中美之间为何会产生如此惊人的数字鸿沟？对此，学术界和IT业界众说纷纭。本文作者认为，中美目前的最大差距，其实还是观念上的差距。数字观念、时间观念、创新观念、风险观念、动态观念、人才观念等6个方面的观念革命，应是消除中美数字鸿沟的逻辑起点.如果中国从政府到民众都对网络经济在观念上有了革命性的突破，由政府牵头，从制度创新开始，对发展网络经济的各种限制条件予以坚决、彻底的消除，中国的网络经济就能更快、更健康地发展，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就能在更短时间内实现。
巨大的中美数字鸿沟
众所周知，中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数字鸿沟。美国《侨报》发表文章，对“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当今惟一超级大国”美国的“数字化”程度作了对比。文章说，截至2000年年中，中国的电脑拥有量为1590万台，平均每万人88台。美国的电脑拥有量为1．6亿台，平均每万人拥有近5000台，是中国每万人拥有量的57倍。1995年底，美国网民数量为600多万人。2000年7月，美国上网人数已经达到1．37亿人，占全美总人口的一半。1995年底中国网民数量为8万人，2000年7月中国CNNIC发布的数据称，中国网民数量为1690万，略高于全国人口的八十分之一。
一些学者尝试建立信息化指数模型来对信息化进行社会测度。据相关计算，1985年中国的信息化指数为37．88，预计2000年达到145．3，而美国1977年的指数已经是1006．9。
数字鸿沟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著名IT评论家胡泳认为，数字化经济本身造成一些输家也造就一些赢家，这种输赢的差距表现在一个国家之外，就是国与国之间的技术进步与发展方面的鸿沟。如果新技术造就赢家和输家，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在新的秩序中输掉所有的东西。还有论者认为，数字化生存我们已到被淘汰边缘。数字鸿沟的问题非常严重，严重到90％多比1％多的差距，甚至可以说存在一个“沟籍”的问题，不是球籍，是沟籍。事实表明，中美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应用程度的不同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造成的“信息落差”、“知识分隔”和“贫富分化”现象日趋严重。如果我们对此重视不够，将会使中美之间已经存在的科技、工业、农业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中国在21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宏伟战略目标有可能成为水中之月、镜中之花。
在网络经济中，中国的起步并不算晚。早在7年前，当美国政府大力倡导“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时候，我们就已迅速跟进。那么，在不到10年的时期内，中美之间为何会产生如此惊人的数字鸿沟？对此，学术界和IT业界众说纷坛。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由国家、社会之间整体实力的差距所形成。
天极网总裁李志高认为，数字鸿沟和数字方面的差距，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或者是信息技术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它牵扯到包括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信息资源不足和资金、文化，还有就业、生活质量等与整体社会水平相关的问题。
第二、企业层次的信息化水平太低。
方正公司副总经理宋建东认为，利用网络技术不是取决于企业的意愿，而是取决于企业的内功，尤其是企业的组织架构、岗位分析和业务流程。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不太可能跨越数字鸿沟。
第三、资本市场对于消除或者扩张鸿沟起着重要作用。
中国互联网实验室方兴东认为，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对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支持还远远不够。互联网最需要的是风险投资的支持。美国风险资金投入互联网的有400多亿美元，中国投入互联网的所有资本加起来估计还不到40亿人民币。中国目前没有真正的风险投资公司。美国1999年互联网上市公司的价值是1．3万亿美元。加上风险投资的400亿美元，这就是美国推动互联网发展的根本。中国如果没有这两块投入的话，根本就没法进行。
第四、缺少从事电子商务的基本条件。
著名经济学家樊纲认为，在发展网络经济上，我们面临比发达国家更多的制约，从“软件”上看，我们的信用卡体系还不发达，持卡人还很少，相关的金融服务保障和法律保障还非常欠缺；从“硬件”上看，我们的批发、零售业本身的现代化程度还不高，邮购、“目录购物”还非常不发达，因此能在网上交易的种类、规模就会非常有限，如何保证送货就更是问题。
第五、制度上的障碍。
北京大家教授周其仁认为，目前我国关于网络经济缺乏清楚、明确和简明的规制框架，这是发展网络经济的主要障碍。一些行政部门在没有法律根据的情况下，任意扩大规制权限，导致混乱、多部门无明确规则的管制，这将使中国失去发展网络经济最可贵的时机，在亚洲和全球竞争中落伍。
上述观点各自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对中美数字鸿沟的产生根源进行了剖析，充分揭示了中美数字鸿沟形势的严峻性。但是，它们没有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哪一种因素具有统率全局的作用，哪一种因素是消除中美数字鸿沟的最佳突破口？
根据第一种观点，数字鸿沟的产生，是由于中美两国在国家之间和社会之间的整体实力存在着巨大差距，而整体实力之间的差距是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得以缩短的。这是否意味着，中美数字鸿沟将会经历很长时间才能消除？果真如此的话，现有的数字鸿沟将会进一步扩大两国的整体差距，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其余几种观点，无论是企业的信息化问题、资本市场问题、电子商务的基本条件问题，还是制度性障碍问题，最终都要归结到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在最短时间内解决这些问题？是等待呢，还是积极行动起来？是等待条件成熟呢，还是积极创造条件？这些，都与人们的思想观念有关。网络经济是一场革命，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任何一场革命的起点，都是新的思想观念对传统思想观念的冲击。没有牛顿的科学思想的流行，就不会有产业革命；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就不会有改革开放。当新的思想观念逐步取得领导地位时，人民群众中蕴含着的巨大潜力就会爆发出来，一切障碍和限制就会在人们的积极努力下迅速地被冲跨。
笔者认为，美国在网络经济上的国际领先地位，首先来自观念上的领先。政府、国会和美国民众，都对新经济持欢迎态度，都对其革命性意义予以充分肯定。中国与美国目前的最大差距，其实还是观念上的差距。如果中国从政府到民众都对网络经济在观念上有了革命性的突破，由政府牵头，从制度创新开始，对发展网络经济的各种限制条件予以坚决、彻底的消除，中国的网络经济就能更快、更健康地发展，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就能在更短时间内实现。
中国面临观念革命
持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才能与网络经济的革命性要求相适应？中美两国在思想观念上主要存在哪些差异？这些，就是我们需要进行深入探讨的问题。我认为，数字观念、时间观念、创新观念、风险观念、动态观念、人才观念等六个方面的观念革命，应是消除中美数字鸿沟的逻辑起点。
■数字观念：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网络经济的革命性意义。对于未来任何一个传统领域，互联网都将成为核心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如果我们在网络经济上仍然处于被动地位，我们失去的将不仅仅是一个产业，而且是中国未来的命运。
网络经济的根本特征是互联性。互联性大大提高了市场的交易效率，使社会分工水平产生了飞跃，给市场和经济活动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我们可将之称作网络效应。网络效应将随着网络的扩张而日益显示出更大的威力。互联性和网络效应对网络经济的运行产生了深远影响，使之形成了有别于传统经济的一系列基本特征，它们包括快捷性、全球性、对称性、虚拟性、模糊性、知识性、复杂性、垄断性和公平性等。我们必须迅速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以适应网络经济的发展需要。
■时间观念：由于网络经济的快捷性特征，使得时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产品生命周期迅速缩短，一种产品可以在几个月甚至几天内变成主流化的产品，又可能在几个月内消失得无影无踪。因此，网络经济中强调要快速反应、抢占先机。从企业角度来说，不是大企业吃掉小企业，而是反应敏捷的企业吃掉反应迟钝的企业。从国家角度来说，不是大国吃掉小国、强国吃掉弱国，而是反应敏捷的国家吃掉反应迟钝的国家。
例如，美国政府率先建设“信息高速公路”，使80年代处于竞争劣势的美国，在90年代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明星。北欧和日本在移动通信上先于美国一步，在未来的移动商务经济中将占据领导地位。又如，从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实力上说，印度均不如中国。但由于印度政府抢先一步对网络经济采取积极扶持政策，使得印度无论在高速计算机和软件开发等关键领域上都领先于中国。印度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软件大国，国内软件业以每年50％的速度增长。印度IT出口已占全国出口总额的35％，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5％。《远东经济评论》甚至暗示，如果中印之间在IT产业上的差距继续扩大下去，未来亚太地区将不是以中国为中心，而很可能会是以印度为中心。
■创新观念：在市场变化迅速的情况下，企业要不断创新、不断推出新产品，并不断主动淘汰自己的产品。创新与灵活性成为企业的生命线。有了创新和灵活性，一个小企业可以迅速成长为大企业。失去了创新和灵活性，一个大企业可能会迅速走向衰败。
在美国，创新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人人以能够独树一帜、充分表现自己而自豪，新思想、新理论、新技术层出不穷。美国在知识产权法规的制订方面和执行方面的严格程度是有目共睹的。政府、企业和大学也积极为激发人们的创新能力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历届政府都在科研开发方面给予企业和技术研究部门较多的资助，在制订经济政策方面也更多地向那些教育部门和科研机构倾斜。美国巴尔蒂莫大学经济学家ZoltanAcs一针见血地指出：“什么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是我们的创新能力”。
中国与美国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在创新方面的阻力较大，特别是长期推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带来了稳定的收入、较大的安全感和僵化的管理方式。在这种环境下，人们的创新观念大为削弱，人们的创新能力不可能被充分激发出来。至今为止，中国的经济成就主要来自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与模仿，网络经济的发展也不例外。有人将中国的互联网称作“互抄网”，成千上万个网站提供的内容大同小异。中国电脑市场国有品牌的占有率在提高，但技术含量并未提高，大多数电脑公司从事的是散件装配。如果长此下去，中国的网络经济如何能繁荣？
■风险观念：在网络经济中，正反馈起着重要作用。由于互联性、由于信息传递的快捷性，人们之间产生了频繁、迅速、剧烈的交互作用，从而形成不断强化的正反馈机制。最初发生的一件偶然事件，会由于正反馈作用而不断扩大其影响，使细微的差别最终演变成巨大的鸿沟，甚至会导致系统的崩溃。这就是网络经济大起大落的主要根源之一，这就使网络经济既存在巨大的收益，又存在巨大的风险。
中国网络经济兴盛时，热浪铺天盖地；网络经济低落时，处处寒气逼人。人们刚刚为巨大的收益而陶醉，随即就被巨大的风险所击倒。美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无论网络经济是冷是热，美国投资者的反应都比较冷静，没有出现极度狂热或极度恐惧的状态。正是中国在风险观念上的巨大落差，导致资本市场对互联网发展的支持程度远远落后于美国。
■人才观念：如果说以蒸汽机为代表的产业革命，使资本第一次成为生产中的关键性要素的话，计算机和互联网则第一次使信息和知识成为生产中的关键性要素。
这一点，不仅反映在产品的价值构成上，也反映在企业的资产结构上一无形资产价值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从某种意义上说，无形资产甚至比有形资产更重要。由快捷性带来的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使得有形资产迅速贬值，甚至会变得毫无用处。相反，无形资产在越来越多的商务中成为主体，它由品牌、良好的客户关系、雇员的才能、业务流程与系统的内在经验等组成，对企业附加价值的生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对国家来说，人才和教育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要使网络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我们必须全力以赴，为人力资本创造性的发挥建立起必要的组织制度和其他社会文化条件。
■动态观念：在中国，很多人以静止的观念来看待网络经济。他们只看到网络经济在发展初期受到的挫折和问题，没有看到网络经济蕴含的巨大潜力和革命性的力量。
例如，有人认为，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应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等传统产业，待新经济发展成熟了再去引进，以减少网络泡沫带来的损失。他们没有想到，发达国家正在加紧用新经济改造传统经济，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不可能长久保持下去。更何况长期固守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放慢了新经济的发展步伐，将会使中国永远处于国际分工的较低层次，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反之，如果我们持有动态观念，重视动态比较优势，运用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彻底改造传统经济，就能大大降低信息成本和生产经营成本，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迅速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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